一波三折的首富扶贫

一波三折的首富扶贫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

贵州省丹寨县位于滇桂黔石漠化区，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国家级贫困县。丹寨的贫困人口其实并不算多，只有3万多人（截至2015年底），占全县总人口的20％左右，但这些贫困户大多分散在近千平方公里的山区，交通不便，再加上没有支柱产业，所以尽管连续9任贵州省长把这里作为扶贫联系县，但丹寨始终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2014年，急于致富的丹寨人看到了摆脱贫困的希望。

这年年底，中国首富王健林执掌的万达集团与丹寨县签署协议，承诺投资10亿元，采用“企业包县”扶贫的新模式，让全县整体脱贫。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万达集团2015年的营收接近3000亿元，总资产高达7300亿元，业务涵盖商业地产、高级酒店、文化旅游、影视娱乐以及金融服务等诸多领域，是国内最富有的民营企业之一。

王健林本人也连续多年蝉联中国首富，他旗下的万达广场更是成为全国知名的地标性建筑，遍布100多座城市。

但时隔两年，《中国新闻周刊》在丹寨实地采访发现，万达最初确定的帮助丹寨养殖黑毛猪、种植硒锌茶、硒米等项目均已不了了之。这些项目的流产，不仅让当地百姓备感失望，也给前期投入上亿元的丹寨县财政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尽管万达后来及时调整帮扶方案，决定追加投资，修建一座万达风情小镇，但这一项目与它捐建的另一个扶贫项目——万达职业学院由于动工较晚，要等到2017年6月才能竣工投入运营，这使得它之前对外宣布的承诺——“丹寨县2016年实现整体脱贫”难以兑现。

一

万达与丹寨能走到一起，可谓一波三折。

据王健林自己讲，“企业包县”扶贫的想法是他最早提出来的。2014年，在参加全国社会扶贫工作座谈会期间，他主动向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建议，由企业把一个县包下来，通过产业扶持，实现整体脱贫。

在王健林看来，光给钱的扶贫即使提高了人均收入，也很难做到普遍受惠。他对媒体说，“万达扶贫了20年，也没有总结出什么成功经验。”他希望通过这种新模式，一是搞产业扶贫，授人以渔；二是实现普惠，让95％以上的贫困户都能受益。

按照他的想法，如果“企业包县”扶贫的模式能够复制和推广，那么就为中国扶贫找到了一条新路。“现在中国有成千上万家企业，贫困县不到600个。”他对媒体说。

对于王健林的建议，刘永富非常支持。他表示：“民营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企业发财，当地发展，老百姓脱贫致富，既直接带动，又能带去发展思路，是造血。希望未来有更多民营企业跟上来。”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对扶贫工作非常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谈到扶贫工作的重要性，表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2013年11月，他还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后，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其中提出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以及深化定点扶贫工作。

经过国家扶贫办的牵线搭桥，万达集团很快就在2014年9月决定到贵州省丹寨县开展包县扶贫。贵州省扶贫办社会扶贫处处长彭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家扶贫办最初向万达推荐的除了贵州外，还有另一个西部省份。不过，王健林觉得“贵州更有代表性”就选择了前者。

而之所以将首个“企业包县，整体扶贫”试点选定在丹寨，按王健林的话说，主要有三方面的考量：一是丹寨交通还比较方便；二是这个县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三是县里的领导积极有干劲。

在采访中，丹寨县扶贫办主任李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丹寨最终能赢得万达的援助，确实与县里的积极争取有很大的关系。据他介绍，丹寨甚至最初都不在贵州推荐给万达的候选县之列。

2014年9月，万达集团党委书记高茜和国家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周宏文一道，到贵州对5个候选县进行实地考察，为确定最终的帮扶县做准备。由于万达名气大，有资金，有渠道，各县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让整个县摆脱贫困，所以竞争异常激烈。

丹寨从省扶贫办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刻行动，赶往邻县将正在那里调研的万达考察团“截住”，邀请他们来丹寨看一看。就这样，高茜等人临时改变行程，来到了丹寨。

据李白回忆，考察团在丹寨先后考察了蛋鸡养殖公司、黑毛猪养殖基地、蓝莓种植基地、中药材培育中心、石斛种植基地，一方面对丹寨现有的特色产业表示肯定，另一方面也希望县里能拿出更详细的文字材料。

送走万达考察团后，丹寨县连夜准备万达所需的材料，并于第二天开车赶到下一个候选县，将材料交给了正在那里继续考察的高茜。这种效率和诚意让高茜既惊讶又感动，也给考察团的其他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考察结束后，万达考察团与贵州省有关方面进行了初步商谈。在帮扶县的选择上，双方产生了分歧，万达倾向于丹寨，但贵州省则极力推荐另一个候选县。

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万达之所以选择丹寨，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中了丹寨县的另一层身份”——这里是连续9任贵州省长的扶贫联系点——“如果他们要在贵州投资，其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据万达集团网站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在中国内陆省份中，只有两个没有修建万达广场，一个是人口稀少的西藏，另一个就是贵州。

扶贫是否是万达集团在贵州投资的前奏？2014年12月1日，万达与丹寨县签订《万达集团对口帮扶丹寨整县脱贫行动协议》时，新华社记者曾就此采访王健林，他回答说，“这次还是先搞扶贫吧，投资的事以后再说。”

《中国新闻周刊》希望就这一问题向万达集团做进一步求证，但截至发稿，对方一直没有答复记者的采访要求。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脱贫协议签订后仅几个月，万达集团就与贵州省在2015年3月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资600亿元，在贵州省建设一个万达文化旅游项目和10个以上的万达广场，项目涉及贵阳、六盘水、毕节等多个城市。

2016年2月29日，贵阳观山湖万达广场项目用地顺利摘牌，标志着万达广场正式落户贵州。至此，万达广场进入了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内地所有省区。

二

根据2014年12月双方签订的帮扶协议，5年内，万达集团将在丹寨县投资10亿元，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投资黑毛猪养殖产业并建立产销链、解决群众就业等方式，帮助丹寨县实现整体脱贫。

在王健林看来，这种“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帮扶模式，既不是简单捐款，也不是单纯投资建厂，而是注重长期与短期结合、产业与教育结合、提高人均收入与整体脱贫相结合。

这位中国首富的具体想法是：首先，建设30万头规模的黑毛猪扩繁厂、屠宰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建设几家规模黑毛猪养殖场，由企业提供猪仔和饲料，全县所有贫困人口无偿入股养殖场，享受分红；同时，建设万吨规模的硒锌茶叶加工厂，对全县农户种植的硒锌茶叶订单收购，提高农民收益。

第二，联合贵州以及黔东南州3所职业技术学院，每年招生300至500名丹寨籍学生入学，毕业后择优录取到万达就业。

第三，每年从丹寨招聘约1万名农民工，到万达战略合作伙伴旗下施工企业务工，实现脱贫。

除此之外，王健林还许诺，成立专门的销售公司，利用万达遍布全国的万达广场以及与万达紧密合作的上千家大型零售网点，将在丹寨深加工的农产品销往全国。

对于自己的设想，王健林表现得信心满满。他对媒体说，“这是我和丹寨17万群众的小康约定。”

不少学者对这种“企业包县”的扶贫新模式也寄予厚望。

经济学家马光远说，这种模式的最大好处，是企业将一个县作为整体的项目，通过调研、设计总体的扶贫计划，最后进行实施、管理，这在某种程度上和万达在商业地产上的成功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相信，这种模式一旦推广，改变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收入水平，而是对一个贫困地方教育、产业、人才的整体提升和再造，是一次“富裕基因”的植入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也预言，万达集团的丹寨扶贫方式，将成为一种卓有成效而且可复制的扶贫模式。因为，它不同于一般的慈善捐助，而是着眼于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机会。同时，又为当地产品进入国内国际市场创造条件。

而对于万达的帮扶，直接受益者丹寨人则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得知喜讯后，全县上下都急切地盼望着这艘“经济航母”的到来。

双方签约后的第二天，王健林第一次来到丹寨，便受到了非同一般的礼遇。据当时媒体报道，在他考察的必经之路，丹寨人竖起了多块蓝色的大广告牌，上面用醒目的红色写着：“万达改变丹寨”，感谢“王董事长”“助丹寨腾飞”。

为了做好与万达集团帮扶工作的对接，丹寨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编制为10人的新机构——“丹寨县万达集团帮扶工作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丹寨县万达办”），从县农业局、县环保局、县人社局等单位抽调了多名工作人员，配合处理相关事宜。

丹寨县万达办副主任杨智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11月双方签约前，为了尽快与万达在帮扶方案上达成一致，时任县委书记侯美传亲自带队，坐了20多个小时火车赶往北京万达集团总部，向王健林汇报。

杨智者回忆说，侯美传甚至在火车上还组织大家修改、优化帮扶方案。到北京后，汇报前一天的夜里，几个工作人员为了把刚改好的方案打印出来，冒着严寒，找了几条街才找到一家打印店，回到宾馆时已经是凌晨。“大家都对万达的帮扶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待。”

帮扶协议签订后，丹寨县委、县政府更是明确将万达帮扶项目作为县里的中心工作，全力配合。一方面，积极推进帮扶项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征地、拆迁、配电、供水、修路等；另一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宣传，鼓励老百姓参与到养猪、种茶等帮扶项目中来。

一些在外地打工的丹寨人听到消息后，也纷纷赶回家，准备在万达集团的帮扶下大干一场。丹寨县龙泉镇中华村村民汤玉忠之前一直在养黑毛猪，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规模总是上不去。“现在好了，”他说，“有了万达的帮扶，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黑毛猪是黔东南州的本地土猪，品种好，肉质鲜。但由于投入大、价格高，市场一直没有打开，养殖的人也不多。如今，有了万达这么大一个靠山，很多村民都表示愿意参与养殖。

三

不过，万达帮扶项目进展得并不顺利。

丹寨县政府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2015年，除了举办了几场定向招聘会外，万达的其他帮扶项目都没有实质性进展。

这期间，万达集团也曾多次派人到丹寨实地考察论证。“但除了论证，就是调整。”这位工作人员抱怨说，在先后否定了养殖黑毛猪、种植硒锌茶项目后，万达又提出改种硒米。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硒米的播种时节已经错过，但丹寨县仍全力配合，派人赶往云南购买硒米稻种，回来后分发给农户，补种了5000多亩硒米。

不久，万达又表示需要再次调整帮扶项目。这让丹寨县感到措手不及。虽然县里多次与万达的帮扶团队沟通，但双方始终难以达成共识。无奈之下，县里只好以县委和县政府的名义，给王健林本人发了封公函。

这封公函说：2014年12月以来，根据双方协议和贵集团的工作安排，我县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开展黑毛猪、茶叶加工厂、硒米加工厂和职业学院的相关前期工作，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但是，我县一年来先后得到贵集团项目部通知，相继终止黑毛猪、硒米、茶叶项目建设，给我方带来较重的后续问题和工作被动。信中还特别提到，“我县已实际投入1.0634亿元（我县2015年财政收入仅1.37亿元）”。

据前述工作人员介绍，2015年，为了配合万达补种的5000多亩硒米，到了收获季节，由于万达不收购，没有销路，农民们意见很大。最终，县里不得不让一家县属企业从银行贷款收购了这批硒米，才算平息此事。

在丹寨采访期间，《中国新闻周刊》还注意到，在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丹寨县城，闲置着一块200多亩的平整土地。

打听后得知，这里原来住着几十户居民，2015年为了修建茶叶加工厂，县里通过征地、拆迁，对这块地进行了场平，还修建了配套的水电管线，拓宽了道路。后来由于万达终止了茶叶项目，该地块一直撂荒至今。

陷入僵局的万达帮扶项目，在2015年底迎来了转机。

这年10月，丹寨被确定为国家审计署的定点帮扶县。当月，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亲自到丹寨调研，帮助丹寨脱贫。

也正是这一年，中央对扶贫工作的力度明显加大。在当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到2020年，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

随后举行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要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审计署对丹寨的帮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将丹寨列为统筹财政专项资金开展脱贫攻坚改革试点县。根据这项改革，丹寨县对财政资金拥有了主动权，可以按需调配使用各专项资金。

丹寨县委书记袁尚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之前上级下达到县财政的专项资金虽然不少，但分得很细，而且每项的用途规定得很死，“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扶贫效果往往不甚明显。”

拥有财政资金使用主动权后，丹寨县将原来270个专项整合成46个，集中财力办大事，形成了“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

他们用集中起来的资金，因地制宜建设了1万亩蓝莓基地、1万亩中药材基地、3000亩铁皮石斛附生茶基地、2000亩食用菌基地，又先后引进了贵州茅台生态农业、清华科技园等大型企业入驻，撬动了大量社会资金参与产业扶贫。

审计署帮扶的另一方面，就是积极协调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丹寨的扶贫。

比如，在审计署的协调下，万科物业公司为丹寨县提供了200个就业岗位，解决贫困群众就业；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投入1.4亿元，对丹寨县电网建设进行改造；国家发改委将途经丹寨的都匀至凯里联络线，由原来的城际铁路改为高速铁路，纳入到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方案中。

在审计署协调的名单中，也包括万达集团。

丹寨县扶贫办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家义在丹寨考察期间，县里向他反映万达帮扶项目迟迟没有进展，希望他能出面协调。此后，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2016年2月28日，王健林时隔一年后再次来到丹寨。这次和他同行的还有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

而就在前一天，审计署刚刚组织万达集团、南方电网、杭州市滨江区、中建公司，与丹寨县在贵阳召开了帮扶丹寨县脱贫工作座谈会，专题研究助推丹寨脱贫攻坚工作。会上，万达集团与丹寨县还签订了《万达集团帮扶丹寨旅游小镇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根据新协议，万达集团将帮扶项目最终调整为万达职业学院、万达风情小镇和扶贫专项基金等三个扶贫项目，扶贫资金也增加到14亿元。

新协议明确，万达将在丹寨投资3亿元，捐建一座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可容纳2000名学生的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6月学院建成后，主要招收丹寨籍学生，万达每年择优录取50％毕业生到万达就业。

万达风情小镇是新协议新增的帮扶项目。据说，这个项目来自刘家义的提议。刘家义认为，搞旅游是万达集团的强项，丹寨的苗寨也很有特点。小镇建成后，既能成为丹寨的旅游名片，又可以增加就业岗位。

按照规划，万达将在丹寨风景秀美的东湖岸边，打造一座占地400亩、具有浓郁苗族风情的旅游小镇。同时，配套建设三星级酒店、多厅电影院、儿童娱乐等设施。

万达风情小镇、万达职业学院的帮扶作用主要体现在中、长期，短期脱贫的目标，万达则希望通过设立扶贫专项基金实现。

按照这份新协议，万达集团还将拿出5亿元成立丹寨专项扶贫基金，基金由万达投资公司进行理财，每年保底5000万元收益，无偿分配给产业扶贫无法惠及的1万名孤、残、重病等特殊贫困人群。

到丹寨后，王健林和刘家义察看了万达风情小镇动工前的准备情况，并一道见证了万达职业学院的开工。据当时在场的中新社记者报道，刘家义一边看，一边叮嘱王健林“明年一定要开业啊”。王健林则回答说，“你放心，万达说了就一定不会含糊。”

为了保证万达风情小镇能在2017年6月顺利开业，审计署还专门协调南方电网，做好项目涉及的电力线路迁改工作。

当时，万达集团在对外发布的宣传材料称：万达职业学院、万达风情小镇和专项扶贫基金三项措施并举，将使丹寨县2016年实现整体脱贫，万达丹寨扶贫新模式两年见到实际成效。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在丹寨采访时了解到，丹寨县今年整体脱贫的目标基本上无法实现。

目前，虽然万达职业学院和万达风情小镇两个项目的建设进展顺利，主体结构都已封顶，但按计划都要到明年6月才能完工，见效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至于专项扶贫基金，据丹寨县万达办的工作人员介绍，虽然2016年度的方案已上报给了万达集团，但对方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很可能也要等到明年第一季度才能发放。

也就是说，这三个项目今年都发挥不了扶贫的作用。在采访中，丹寨县委书记袁尚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县里的时间表，丹寨县将于2018年整体脱贫，“再经过两年巩固，到2020年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王健林第二次到丹寨时，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一年来万达反复调整帮扶项目？他解释说，万达一直在寻找精准扶贫的方案。“我们去年想在当地养猪，但我们调研了国内的5大养猪企业，都没有挣钱，基本是一年挣一年赔，那十年下来不就为零了吗？没有利润，怎么扶贫？”

他感慨道，一年来他最大的体会就是，扶贫不能下马伊始就拍板，“拍脑袋的东西能成吗？”

四

除了丹寨，贵州省还有一个县在实践企业包县扶贫，就是大方县。这也是中国目前仅有的两个企业包县扶贫试点县。

大方是贵州省另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位于贵阳西北部的乌蒙山区。2015年12月，大方与恒大集团签订了结对帮扶脱贫协议。

大方能与恒大结对，主要得益于全国政协的牵线搭桥。大方县所在的毕节市，是中央统战部和各民族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定点帮扶地区。多年来，全国政协一直倾力帮扶毕节发展，有超过20位全国政协领导先后30余次到毕节视察，为毕节脱贫出主意、想办法。

按照帮扶协议，恒大集团将在3年内，无偿投入30亿元，通过产业扶持、易地搬迁、吸纳就业、发展教育等一揽子综合扶贫措施，帮助大方县实现全县整体脱贫的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从大方县扶贫办了解到，恒大在当地包县扶贫虽然还不到一年，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据该县扶贫办的最新统计，全县现有贫困人口47509户、137541人，较2015年底的57990户、177415人减少了10481户、39874人。预计到2016年年底，还会有40500人在恒大的帮扶下脱贫。

贵州省工商联扶贫部部长田尚华曾多次到大方县考察。在他看来，恒大在大方帮扶的特点，可以总结为：投入大、项目全、见效快。

田尚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年来，大方的扶贫工作搞得风生水起，恒大在当地同时开工了40项重点工程和200个农牧业产业化基地项目，“整个县城到处都是工地，场面相当震撼。”

据他介绍，恒大集团采取的是一种立体式的帮扶模式，从修建高山冷凉蔬菜标准化基地，到引进澳大利亚优质安格斯肉牛，从建造搬迁安置房到吸纳就业，从设立扶贫贷款担保基金到援建敬老院、幼儿园……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帮扶。

贵州省扶贫办社会扶贫处处长彭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恒大之所以能在大方取得成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他们的思路非常清晰，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

据彭刚介绍，恒大集团有一个近200人的专职扶贫团队常驻大方，由集团副总裁姚东亲自带队。团队的成员都是恒大从各地调来的正式员工，很多都是名校毕业。

在帮扶前期，这个团队走村串户，对大方5万多家贫困户，逐一摸底，建立起了一套包括年龄结构、家庭状况、从业情况、致贫原因等信息在内的数据库，为后期的精准扶贫提供保障。

在帮扶过程中，恒大扶贫团队更是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确保措施到户精准。比如，大方县素有养牛的传统，但当地的黄牛个头小，“远看是条狗，近看是头牛”，被老百姓戏称为“狗牛”，经济效益低。

该团队邀请畜牧专家对大方气候、土壤、牧草实地考察后决定，从澳大利亚引进3000头安格斯牛作公畜，从内蒙古、吉林牧区引进5000头牛作基础母畜，对全县土牛改良，用三到五年时间，将大方建成中国的安格斯牛之乡。

相比之下，万达对丹寨的帮扶就显得思路不够清晰。从养殖黑毛猪、种植硒锌茶到种植硒米，再到万达职业学院、万达风情小镇和专项扶贫基金，绕了不少弯路。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照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企业包县”是一种很好的扶贫模式，可以更好地利用企业在市场机制方面的优势，推动扶贫县产业的发展。

“但在帮扶过程中，也要防止部分企业利用当前全社会扶贫的噱头，故意夸大自身的扶贫投入，引起社会关注。”张照新说。

在他看来，扶贫不是单方面的给予，更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一种合作与共赢。“只有合作与共赢的扶贫才是可持续、有后劲、成体系的扶贫。”★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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