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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风格”是如何炼成的

宋春丹 黄卫  2022-09-30 09:52:31

改革开放初期,媒体圈中开始关注到一种新的新闻语态:“中新体”。

 

曾担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回忆,1993年筹备全新模式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时,台领导要求多用“中新体”。孙玉胜解释,变为“中新体”并不只是改变文风,而首先是转变态度,建立起“与话双方”的平等。

 

时间回到1952年。

 

1952年9月14日,在中侨委大院中的海棠院召开了中新社内部成立大会。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廖承志到会讲话。

 

这年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廖承志来到位于北京北新桥三条一号的“海棠院”,出席中国新闻社筹备会议。他在动员讲话中说,要团结华侨的大多数,报道要“群众化”,打破“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因为当时中新社只有47个职工,这篇讲话就叫《从47个开始》。

 

在筹备过程中,在一篇800字的稿件上,他批示道:“太长!太长!太长!”针对一篇格式化的迎宾稿件,他说:“中新社要有自己的风格。”

 

就这样,从47个人开始,廖承志就把“中新风格”刻进了这家通讯社的基因之中。

 

对华侨读者要“会说家常话”

 

廖承志一共有三次对中新社的长篇讲话。第一次是在筹备会议上的这次讲话,第二次是1965年3月12日,他在中侨委小礼堂接见中新社分社会议代表。

 

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中新社报道的调子越来越高。廖承志非常不满意,他讲话时间很长,通篇大白话。

 

他说,中新社要把政治性的新闻消化成不同站位的华侨读者能吸收的东西,讲政治是对的,但不能是没有血肉、无的放矢、“文抄公”和教条主义的政治课。中新社的报道要“用事实讲道理,用事实说话”。他举例说,有些事情中新社不宜去报道。比如有人说“大中华”香烟盒上的华表是“封建”,这是胡闹,不能报道;宣传增产节约可以,但不要去报道“不买猪肉就是爱国”。

 

但其时风雨欲来,廖承志已是自身难保。

 

1967年,中侨委受到冲击,停止了工作,中新社一整套独特的工作方式也被指斥为“封、资、修”。1969年,中新社原有的300多人下放“五七干校”,业务被并入新华社,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对外仍保留“中国新闻社”的电头发稿。

 

廖承志第三次来中新社讲话,已是改革开放之后。

 

1978年9月,中新社正式恢复建制。1981年2月26日,廖承志来到中新社老办公楼放映厅,参加中新社分社、记者站会议。

 

他在讲话中首先回应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澄清了中新社的性质。他说,中新社就是一个国家通讯社,但对外以民办通讯社的面目出现可以更群众化一些。中新社的工作要表现出极大灵活性,不应该穿“干部服”,不应该像个官僚,不要说官话,要会说家常话。

 

1983年6月6日,廖承志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却于四天之后突发心脏病去世。这次讲话就成为了他对中新社的“最后嘱托”。

 

当时中新社为160余家海外和港澳华文报纸供稿,廖承志讲话之后,中新社的对外报道进一步降低了调子。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世界174家通讯社作出5个级别统计,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几家被列为A级,中国新闻社被列为B级,即“主要的国际通讯社”。

 

1959年,中新社全体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办公楼前合影。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中新社恢复建制头几年,由于老楼办公场所不足,新闻部和港台部仍然留在新华社大楼中办公。

 

1985年,中新社录音棚建成并投入使用。内有音乐录音电影片电视片对白音效混录的多功能。

 

1982年3月,北京市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部政文组记者蔺安稳负责采写开闭幕消息。

 

蔺安稳1974年回老家陕西临潼探亲,正值当地打井抗旱,挖出了许多“泥娃娃”,他凭文史知识敏锐地判断出这是重要文物,以“中国新闻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内参上报中央,秦始皇兵马俑由此逐渐浮出水面。

 

蔺安稳是快手,习惯于事先收集各种资料。1982年3月这天他提前来到会场,从大会秘书处要了一份《会议简报》。简报中提到,北京市市长焦若愚等几位领导干部开大会时在主席台上吸烟,代表们在讨论中对此提出了批评。

 

当时离开会还有一点儿时间,蔺安稳立刻去休息室找到焦若愚,把简报拿给他看。焦若愚说已经看到了,代表们批评得对,自己一定改正,领导干部不以身作则,这不是小事。蔺安稳问焦若愚可不可以报道此事,焦若愚说可以呀。

 

开会过程中,蔺安稳边听会边写稿,他一直紧盯主席台,确认没有一个人吸烟,因此在这篇题为《焦若愚闻过即改 与会不吸烟》的消息的结尾处写道:“在今天的大会主席台上,烟具撤掉了,只放着茶杯,所有的主席团成员没有一个吸烟。”

 

他没有照惯例把这篇稿子送会议秘书处审。回社里后,签发稿件的领导说稿子没审不好发,他又去找时任中新社副社长张磊,并说明焦若愚本人是同意的。

 

蔺安稳至今还记得张磊当时的表情。他思忖着说:“问题不大吧?”犹豫了一下,同意播发此稿。

 

第二天,港澳和海外多家报纸选用了这篇稿子,《人民日报》也加框刊登了这条新闻。后来这篇稿件入选《全国短新闻选》,还被选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的新闻学教材,成为“中新风格”的一篇代表作品。

 

1983年初春,一批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新闻系大学毕业生分到了中新社。其中,田惠明分到了新闻部经济组。

 

新闻部是一个大部,孕育了后来的中新社政文部、经济部和北京记者站。那时中新社在新华社大楼6楼占有五间办公室,人多地方小,桌子挨着桌子,椅子靠着椅子。新来的年轻人见不到中新社领导,也见不到其他部门的同事,像是“海外游子”。

 

那时一般被采访单位对中新社不了解,老同志教了他们一套标准说辞:中国有两个通讯社,一个是新华社,一个是中新社,我们主要是对外的。

 

他们每写一篇稿件,就会赶快查采用情况,然后去资料室借来外报复印。受访单位看到中新社的稿件出现在海外报纸上,多会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中新社的稿件被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商报》《晶报》《明报》《成报》《东方日报》七家报刊转载,《文汇报》和《大公报》均为头版头条。

 

改革开放初期,海外读者热切希望了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新社多次要求加强经济报道,经济报道在全社电讯稿中所占的比例迅速增加,到1982年上半年,经济稿的比例达到40%,在港报中的采用率达到75%。

 

那时中新社还没有进入中央部委的新闻发布名单。去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采访时,田惠明经常要先把自行车放在附近的小树林里,再出示证件进会场,而其他大报大社的记者却总是坐车扬长而入。

 

“稿件见分晓!”田惠明说,那时大家经常等着看第二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头条用谁的。

 

那一时期,很多报纸都喜欢用中新社的新闻,“港人治港”“马照跑,舞照跳,股票照炒”等说法都是在中新社报道中首次出现并流传开来。

 

1987年,位于北京百万庄南街12号的中新社新办公楼落成,新闻部和港台部也结束“游子”生涯回归了。

 

老新闻部的建制一直延续到1994年,之后被拆分成政文部和经济部,北京记者站也独立出去。田惠明是新闻部最后一任主任,也是经济部第一任主任。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正式写入报告。此后中国经济理论界进入了空前活跃期,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倡导成立了一家研究所,该所每季度召开一次改革分析研讨会,一批为中国改革开放立下汗马功劳的知名人物常在会上畅所欲言。每次研讨会前,童大林总要通知田惠明参加。

 

1997年,中新社“香港回归”报道组部分成员整装待发。从左至右:章新新、王晓晖、刘末利、周景洛、田惠明、谭宏伟、王瑶、杨瑞春、郭健、宗金柱。

 

田惠明认为,所谓的“中新风格”除了文字风格外,更有领导开明、队伍敢想敢干的社风,这种底色是廖承志打下的。

 

田惠明进中新社时,王士谷、王瑾希都是很会带队伍的领导。这些老报人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风雨的锤炼,精通业务,又很开明。后来田惠明自己当领导时也经常告诉年轻人放开干,敢于闯。

 

如水银泻地,又似万花筒

 

从1952年诞生起,专稿部就是中新社的特色部门。1978年7月,专稿部重建,随着一批人的归队,发展到20多人,逐渐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

 

1980年,章新新进入专稿部,第一个岗位就是抄稿员。那时发稿方式还很原始,除了特急稿件是去西单电报大楼发专电外,其余稿件都要抄写好,每天装进一个大信封,交到楼下收发室,挂号寄往深圳,再转往香港。因此专稿部的年轻人一进来都要先学写繁体字,把普通稿纸横过来,从右到左竖着写。

 

由于中新社一直提倡写短稿,同时考虑到抄稿发稿的效率,社里更加要求记者写稿尽量短小精悍。章新新也在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港澳台海外报纸,这对他日后的工作产生了极大助益。

 

1983年,章新新第一次上“两会”,采访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偶遇中央领导人在会场与农民代表聊天,将之写成千字专电。专稿部主任王瑾希删改到680个字,重拟标题为《轻车简从赴会》。稿件当天发到香港某报,第二天被《参考消息》在头版全文转载,这是章新新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专稿部强调“产需见面”。曾任中新社广东分社社长的张宝铿回忆,1980年,他参加了副社长张帆率领的中新社美加访问团。行前廖承志指示访问团,要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不要只听一家之言。因此他们遍访纽约、华盛顿、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地,回程顺道访问了港澳,全程40天,访问了报刊、通讯社55家,接触了几百人,为专稿的供稿工作打开了局面。

 

他们还利用各种机会大量接触来大陆访问的海外人士。张宝铿曾说,当时工作方式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又如万花筒,异彩纷呈。

 

世界各国的华文报纸各有不同的特色和需求。张宝铿回忆,有一个时期,香港客户喜欢采用题材重要、特色鲜明、有事实有分析的稿件,泰国客户喜用政治色彩较淡但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稿件,马来西亚的客户要求供应广交会的专稿。中新社都摸清胃口,按需供稿。

 

张宝铿2021年辞世,享年102岁。90多岁时,还为海外华报撰写关于两岸关系的评论。

 

那时专稿部在香港开办了一批专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7个。

 

1980年,中新社老报人司徒丙鹤利用自己在香港报业中多年积累的人脉,在港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专栏日发一篇,千字左右,以忆旧的形式点滴透露大陆的变化。作者集体笔名为“周简段”,稿件是由中新社专稿部组织的。稿源不少是来自一批新中国成立前的老报人,再由冯大彪编辑,力求在内容和笔法上如出一人之手。“那个时候讲究做无名英雄。”冯大彪说。

 

此外,中新社上海分社还在港报上开辟《上海工商春秋》《金陵忆旧》专栏。这些专栏对与沪港有渊源的人士能起到“勾魂摄魄”“滴水穿石”的作用。

 

新世纪的机遇

 

章新新介绍,新世纪之交,形塑“中新风格”又遇到了几个新的历史机遇。

 

第一个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

 

1995年,中新社香港分社提出要利用新出现的互联网技术改造对外供稿系统,便注册“www.chinanews.com”域名,开始建立中国新闻网站。这是亚洲中文传媒最早上网的新闻网站之一。

 

参与筹备中新网的原摄影部主任赵伟曾回忆,在1996年初的中新社年度工作会议上,香港分社社长王瑾希汇报建立新闻网站一事,一些人当时有顾虑,认为将新闻信息发布上网会影响到中新社稿件被海外报刊的采用率,不支持将当日新闻稿件上网。因此一段时间以来中新网发布的主要是新闻稿目,影响有限。但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社领导迅速做出调整,提出在北京建立中新社网站。根据预算,建设中新网至少要投资千万以上,远超中新社当时的财力,社领导一度难以决断,但半年后还是下决心筹建,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采取了滚动式发展方案。

 

《中国新闻周刊》创刊号。

 

 

《中国新闻周刊》创刊二十周年特刊。

 

1999年1月1日,中新社网站正式开通运行,并快速崛起,成为名副其实的“网上中新社”。中新网依托中新社庞大的境内外新闻采集发布体系和北京、纽约、香港三大发稿中心,全天候24小时滚动发稿,各项统计数据在国内各新闻类专业网站中名列前茅。

 

第二个是海外华文媒体发展的历史机遇。

 

由于海外办报成本高,1996年初海外一家华文报纸提议,参照其他华文报纸在台湾、香港制作版面的做法,由国内为其制作几块版面。这年3月,中新社决定组建海外中心,负责向海外华文报纸供版。

 

时任专稿部副主任章新新被任命为筹备组副组长。一开始,他有一些抵触情绪,认为在北京为外报做版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

 

开始供版后,他赴国外值了两个月的夜班。他每天需要从新华社、中新社、美联社等多家通讯社的稿件中选编出15条,送采编会,由采编会定出10条上版。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深入了解到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关切到底是什么,华文媒体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他后来担任海外中心副主任以至中新社总编辑、社长后,总是一再对采编人员强调,稿件调子要更适中,更平实,更有亲和力。

 

最初海外中心只给这一家报纸供版,日供4版,现在中新社已发展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海外供版基地,每年供版总量超过5万版。

 

从2001年起,中新社每两年在中国大陆举办一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2019年的论坛有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家媒体参会,是港澳台与海外华文媒体的“首脑峰会”。2003年起,论坛还开始出版《世界华文传媒年鉴》。

 

参与筹备、组织了十届论坛的中新社原副社长夏春平说,过去华文媒体分散在世界各地,缺乏交流平台,中新社出于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中文信息服务的自身定位,决定把大家联络起来,一是奠定了中新社在世界华文传媒界的引领地位,二是拓展了中新社的业务,扩大了客户群。

 

2011年,中新社开始主办一年一度的海外华文媒体客户座谈交流会。夏春平介绍,客户座谈交流会实际上是供需见面会,主要受邀对象是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40多家代表性华文媒体的版面编辑。

 

每次交流会上,中新社都会派出生产新闻产品的各业务部门主任出席听取意见,实现供需直接面对面。会后各部门消化客户意见,据此改进提高内容产品,以更吻合海外华文媒体和读者的需求。

 

夏春平说,以服务为宗旨是“中新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文中,通讯社一般称为“news agency”或“news service”,中国新闻社之所以选用“China News Service”的英文名称,是基于其新闻服务机构的定位。

 

第三个是国际传播发展的历史机遇。

 

2000年,在时任中新社社长郭瑞的支持下,副总编辑田惠明与钟诚、刘丰等参与创办了《中国新闻周刊》。周刊执行总编钟诚认为,那时中国还没有世界级周刊,创刊时他们对标美国的《Newsweek》,决心干出一番大事业。当年办杂志一无资金、二无队伍、三无办公地,靠的就是有理想、有靠山和有闯劲。

 

田惠明说,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创办这本杂志,背后这个“靠山”是无价之宝。如果没有中新社,没有“中新风格”,没有这一基因传承,周刊创办出来也不会受欢迎。

 

《中国新闻周刊》初创时,钟诚提出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口号,逐渐得到社会认同。如今,周刊不但已成为国内头部时政周刊,还发展成中、英、日、韩、意、法、俄、阿等多语种多版本集群。夏春平在出访中了解到,美国最有影响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当时每期都会选登《中国新闻周刊》的深度报道文章。海外华文媒体不仅需要短平快的消息,也需要深度报道文章,《中国新闻周刊》起到了这种作用。

 

田惠明说,他们是传统媒体的最后一批守望者,也是新媒体的最初一批学习者和实践者。但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中新风格”万变不离其宗。他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记录者、受益者,刚好赶上新旧交替的时代,发挥了跨世纪的桥梁作用,完成了开疆拓土的使命,现在就靠下一代人接着走了。

 

如今“中新风格”已发展为“官话民说,中话西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的十六字方针。章新新说,“中新风格”不是鸡毛蒜皮,不是写花絮式新闻。“中新风格”有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按照新闻规律和传播规律去做。离开了传媒市场,离开了竞争环境,离开了海外受众,达不到“中新风格”。

 

1952年9月14日,廖承志在中新社成立大会上用他特有的幽默口气说:“今天,中新社成立了,算是母鸡下了蛋。但是这个蛋,孵出来是鸡还是鸭,要靠大家的努力来决定。”

 

《廖公画像》,章新新绘。

 

70年后,中新社人或许可以对廖承志之问做出自己的回答了。

 

章新新说,70年了,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一直走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廖公。

 

发于2022.10.3总第106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中新风格”是如何炼成的

记者:宋春丹 黄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