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第一次“全球化”
文/陶林
本文首发于总第885期《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数千年来改变世界的中国人，成吉思汗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当选者之一。他带领着一团散沙的蒙古人，从克鲁伦河畔的一个小部族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的蒙古帝国，总体疆域面积在古往今来的帝国之中首屈一指。
对元朝算不算一个中国王朝，以元代宋是否算“失天下”，国内外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其实边缘游牧民族征服中原地区，从商代夏、周代商就开始了。因此，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曼在所著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一书中把成吉思汗作为一个中国人加以探讨，并不违和。
虽然“武功”盖世，但比较以前的帝国征服者，成吉思汗却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尽管杀戮深重，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野蛮人，内心很骄傲。从书中记录的祈祷词可见，他热衷扩张，似乎还出自一种“善意”：普天之下只有一个王，大家或许就不用无休止地杀来杀去了。
成吉思汗早年命运多舛，人所周知，这使得他油然而生一种信仰般的使命感，自认为是被挑选出来完成一桩伟大使命的。他从蒙古的长生天崇拜开始，变成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要带领蒙古人寻找新未来。他信奉钢刀与骏马，却是派出使节与敌人谈判最多的征服者，不过他开出的苛刻条件多半会为蒙古使节带来杀身之祸。于是，他就会带领族人在长生天面前痛哭流涕，从而鼓舞全军士气。这往往造成无往不胜的效果，鼓舞着他的子孙和国人把包括金、西夏、大理和南宋在内的东亚连成了一片。
成吉思汗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不断向西扩张、造就出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的时候，却无心插柳地造就了暴力主导之下的第一次全球化进程。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分封的各个汗国之间可以自由通商、交流，促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物种大交换、资源大交换和文化大交流。东方世界被充分地联结成一体。包括中国西北在内的中亚地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从各大文明的边缘、边疆区域变成了枢纽式的联结中心。而几大文明的轴心地带，如东方中国和西欧，却成为蒙古帝国扩张的最后战场。
成吉思汗给西方造成的最大伤害，却不是武力征服，而是“黑死病”。蒙古草原上的土拨鼠跳蚤把鼠疫传播到了人身上，造成流行病疫。在蒙古和欧洲僵持不下的克里米亚，他们又把感染鼠疫的尸体投给了欧洲人。这造成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噩梦——三分之一的人口灭绝，以致西方人把成吉思汗看成继匈奴族首领阿提拉之后又一个“上帝之鞭”。人口的锐减，促使西方更加依赖技术的革新和航海的发展，以抵御东方大帝国一次又一次的入侵。技术的革新促进了文艺复兴，航海的发展又促进了新大陆的发现。
蒙元对于中国的统治则是极度散漫的，崇尚暴力，重商好利不兴文，懈怠于国政，甚至连收税这种事都没有耐心，采取包税制一推了之。行省制的建立，则是军户化的一个新变体，以武督国。唐宋达到充分繁荣的东方文化，在成吉思汗之后直到明清，事实上一直处于野蛮化的衰退状态。
不过，中国在蒙元开启的“全球化”历程中也并非一无所获。正如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所说，元朝之前的中国是“小中国”，在元朝之后，从“小中国”转向了“大中国”。经由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文明富庶的汉文化地区从此要负担起广袤土地上合众为一的重任。
无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也从东方区域性“中央大国”的位置上走下来，从此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真正的“全球化”问题，需要不断思考自身在一个全新地理概念之中的位置和姿态问题，一直到今天，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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