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208万，再次出现负增长。未来一段时期，人口规模的波动直接关系着学龄人口数的变化，将对各级各类教育产生新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是对教育的供需关系带来根本性改变。以教师行业为例，2023年，多地开始控制高校教育类专业新增布点，缩减师范招生计划。
教育如何应对人口之变，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的思考更为冷静。2024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建议在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提前谋划全国教师资源的配置，在教师资源配置领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教师教育的发展始终适合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他看来，应建立需求动态监测机制，优化教师供给配置效率，提升培养层次与质量，让优质的教师成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源泉。近日，围绕他的提案，程建平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 图/受访者供图
应提前配置教育资源
中国新闻周刊：为何今年两会的提案是关于“人口结构变化背景下的教师资源配置”？
程建平：最近一段时间，我注意到社会上出现一些声音，担心人口负增长之下，学龄人口数会减少，未来中小学教师可能会面临过剩、失业等情况。我们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中，发现人口变动如何影响教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问题，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总量上预判。
实际上，我国人口的变化将对教育产生系统性和结构性影响。一方面，学龄人口数减少，对教育资源的需求将产生变化；另一方面，要根据人口结构变化情况和国家发展所处的新阶段，调整教育结构和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相关团队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受出生人口数量减少的影响，中国各学段的学龄人口数将呈现出不同变化趋势。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全国出生人口出现了一个小高峰，第一批二孩到2023年基本进入小学，于是去年被称为“最难入学年”，全国小学入学人数达近年峰值。再往后推算，以北京为例，高考人数峰值会在2035年到来。因此，未来十年，初中到高中会相继迎来学生峰值。
除了总的数量变化，人口也在不断地流动，人口净流入和净流出地区，对教师资源的需求存在区域性差异。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未来城镇和乡村的学龄人口数量差距会进一步扩大。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可能出现学生流失，教师相对过剩，但另一些城镇及其周边的学校，学生人数却可能不断增加，继而造成教师短缺。因此，不同地区的学龄人口数“达峰”和“触底”年份存在区域性差异。为避免教育资源“不足”和“闲置”的现象，我们需要根据学龄人口的规模性变化和区域性变化，提前布局、谋划各学段教育资源的配置方案，做好供需匹配。否则，如果等度峰时再采取措施，届时可能会出现一些应对不及的问题。
这也是提案的初衷所在。我们希望国家从现在开始进行系统研究，尽快设立重大课题，联合多方力量，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学龄人口数进行科学预测，并进一步测算全国教师资源需求，从而制定一个面向未来数十年的长期教师教育发展计划。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将区域性差异纳入分析，不同地区的教师资源应如何实现供需匹配？现有的师资供给有何问题？
程建平：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91亿人，专任教师1891.78万人。我国教师数量总体充足，但结构性短缺、区域性失衡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结构性短缺尤为明显，不仅是音体美等学科，部分地区主科教师仍有数量不足，科学教育、信息素养课程教师大量短缺。
实际上，要建成教育强国，不仅要让更多孩子“有学上”，更要“上好学”。很多过去只满足于“有学上”的欠发达地区，或者根本没有专门的音体美教师，或者是由其他科的老师兼任，未来，这块短板需补上，要让欠发达地区的学生也能接受专业的音体美教育。因此，从满足这几个学科的师资需求来讲，要进行相应的师范生扩招。那么，究竟要扩招多少？
过去，师范院校的教师供给机制与市场需求并不完全匹配，每年各大师范院校会有一个总的招生名额，然后再由各院系分配下去。未来，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需求，进行更精准招生，精准到学科。
要实现这样精准的师资供需匹配，前提是具体到一个省、市，乃至县，能精准预测到未来几年内需要哪些学科的教师，每个学科具体缺多少人。例如，北师大从2021年开始试点“优师计划”，也就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为832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定向培养师范生。每年，我们都问定向县所在省，最缺乏哪些学科的教师，由此对该省精准投放对应的招生专业。结果发现，有些县在向省教育厅上报实际需求时，其测算的精准度和科学性都有待考量。
北师大早在2012年就牵头成立了一个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拥有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小学教育资源监测数据。下一步，我们希望利用手上的大数据，提炼出一个分析模型，可以预测不同地区的学科教师结构性短缺，给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师范生培养主体提供参考。
中小学校园。图/视觉中国
县中教育发展要进一步强化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65%，提前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目标。随着中国加速城镇化，越来越多的乡村学生流向城镇，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教育资源总体要向城镇倾斜，这是否会导致城乡之间的师资差距进一步扩大？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程建平：总的趋势的确是这样。但在教育资源向城镇倾斜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必须保护县中，全面加强县中建设是人口变动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强化的。因为县是中国的治理基础，如果县里年轻人全都远离家乡求学，长此以往，该县不仅人口数量减少，人口的质量也会下降，经济则更难发展起来。所以，县中教育必须要保住，因为教育在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2020年两会时，我的提案就是关于县中“塌陷”。当时的建议中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提升县中的管理层级，最好由省会城市这类都市圈中心城市进行统筹管理，提高对县中的财政保障力度；二是各级政府应尽量避免高中学校违规跨行政区域招生。
县中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师资。去年，我倡议要通过教育部正在实施的“优师计划”创造出“一县一謇”人才生态，也就是说，让每个县都有一批张謇式人物（张謇，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一生创办了370多所学校），去带动当地的教育、产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常说，北师大学生的成长目标，既要成长为具有变革思维和视野，能够引领带动当地经济教育产业一体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也要懂得反哺家乡，到乡土中国最深处去找最难啃的硬骨头。
“师范热”真的降温了？
中国新闻周刊：从2023年开始，已有多省市开始主动给教育类专业“降温”。例如，四川明确提出要严控教育学专业新增布点，河北发布的2024年高职单招计划中，要求师范类专业招生要逐年缩减。这是否意味着，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持续多年的“师范热”开始降温？师范毕业生未来的出路在哪儿？
程建平：无论是调整师范生招生计划还是对师范院校的布局调整，都要建立在深思熟虑的研究之上，应该看得更长远一点，而非简单地从出生人口的变量出发。实际上还要考虑更多因素，比如在有些乡村学校，过去是一个老师同时教语文、数学和英语，未来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就需要至少三个老师。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教育质量的提升。同时，随着部分地区的学龄人口下降，是否可以开始探索小班化教学，如果实行此类改革，对教师的需求将更加旺盛，能力和素质的要求也将进一步提高。
在中国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很多环节的教育质量并没有跟上。就基础教育而言，教师的学历、能力，以及职后培训都还有很大改进空间。比如我们规定教师必须定期进行轮训，在过去学生很多、授课压力极大的情况下，这件事不可能完全做到。因此，未来在人口结构变动下，我们努力的方向，应是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学历和能力，释放教师在授课中的创造性和活力。
谈到师范生的未来，我认为，高水平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应该不会存在就业困难。但一些地方性师范院校恐怕要未雨绸缪，随着需求的改变，培养出来的教师能否适应新的市场要求，需要提前思考。因此，高校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从未来就业需求出发，及时调整学科结构和培养体系，进行部分专业改造。但要注意的是，也不能一味地根据社会上的所谓“冷热”去调整，因为有时这些是短期效应，如果突然一下子调整幅度太大，会对整个教育带来不利影响。
从更长远来看，我认为师范院校根据需求进行学科调整后，一定是有新活力的。比如，北师大正在考虑拓展培养方向，目前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面向基础教育领域，以后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备受关注等新问题的出现，我们也会开始尝试培养更多这类紧缺方向的教师。
中国新闻周刊：师范院校应怎样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进行学科结构调整？
程建平：中国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靠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身为教育基石的中小学教师，不能仅有对应的学科能力，也应具有创新素养。最近，北师大正探索在传统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这样一个完整的学科结构基础上，努力增加一些信息技术、工程技术方面的课程，有意识地提升学生们的工程素养和信息素养，从而提升他们的创新意识。等他们走上基础教育一线，也会把这种创新意识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中国的更年轻一代，从而培养造就出更多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学生。
中国现阶段的教师培养体系主要是师范院校为主，非师范的综合类院校为辅的模式。以北师大这类师范院校为例，学科结构调整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工程学科和信息学科相对较弱，仅通过自身建设，很难短期内提升上去。因此，一个弥补办法是和其他综合性大学共同培养。例如，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机械工程专业的学生，如果未来有意当老师，北师大愿意给他提供相应的教育专业课程，毕业以后他可以同时拿到工程领域和教育领域的硕士学位，这种人才是我们非常希望输送到中小学的，既有深厚的工程背景，又接受了专业化的教育教学基本功训练。
国家也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2023年9月起启动的“国优计划”就是鼓励一批非师范生去中小学当老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首批3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进行试点，从校内选拔出了一批愿意从事教师的理工科人才进行专门培养。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在短期内弥补师范院校在学科上的不足，改善基础教育一线教师的学科结构和水平。当然，这一举措也给师范院校带来一定压力，加速内部改革与学科调整，倒逼我们尽快提升自身能力。
由于“国优计划”刚开始试点，要看到政策的效果还需一段时间。但总体而言，目前，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广度和深度仍旧不够，为了让更多优秀的大学实质性地参与到教师人才培养中来，亟须在国家层面出台一些倾斜政策，将强技术背景出身并且有志于当老师的学生吸引过来，更积极地投入到教育事业。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人口结构变动对教育产生的长期影响，整个教育体系的调整应该是系统性的，师范培养体系改革之外，是否也应启动更深层的教育改革？
程建平：我觉得中国教育确实到了一个全面深入改革的节点。比如在今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有很多委员提出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学制缩短等建议。过去没把高中纳入到义务教育，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涉及的学生人数太大，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和人口的减少，在确保教育质量不下降的前提下，也许可以考虑把义务教育延伸，但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全方位、系统性的研究。
总体看，随着国家的发展，教育强国规划的实施以及人口规模的变化，一些在过去不好推动的教育改革，也许在接下来一段时期有望实现，中国教育系统性改革的机遇期可能已经来到了。因此，我们需要从现在起开始着手去认真研究，充分利用好这个窗口期，去推动中国教育的深层次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