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早教机构金宝贝位于南京的三家门店同时关闭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媒体报道后，金宝贝品牌总部公开致歉，称涉事3家店由南京加盟商独立运营，目前公司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前往南京与当地政府部门密切合作，重议解决方案。
3月28日晚，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目前家长仍在与当地政府沟通，“退款无望，最大的可能是复课，但只能到6月底，分流机构也在等政府推进。”
在此之前，除了金宝贝，美吉姆、七田真等各地的早教机构也纷纷出现了无故闭店、跑路的情况。由于早教机构多采用预付费制度，不少家长陷入了退款难的困境。
金宝贝闭店，事发前还在“圈钱”
金宝贝闭店的消息是3月19日上午传开的。家长徐敏（化名）称，当天早上带着孩子去上课，发现商场保安正在金宝贝店铺门口张贴闭店通知，他们才得知，南京仅剩的3家金宝贝——江宁景枫中心店、奥体华彩天地店、江北虹悦城店全部暂停运营、暂停教学服务。
（近日，金宝贝位于南京的三家门店同时关闭 图/网络）
徐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在事发前，金宝贝销售还在向家长们正常推销课包，发展新会员、鼓励家长们续课。闭店之后，数百名家长面临转课、退费问题。由于金宝贝采取预付费制度，他们所剩的课时费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随后，代表金宝贝负责后续安置的工作人员公布了一份《解决方案大纲》，其中提到，南京金宝贝资金链完全断裂，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算上工资、商场欠租、学员课时、其他债务，共计2800万左右。
南京金宝贝列出了退费、分流上课和众筹上课3个解决方案。对于退费，该机构表示，“假设全部的家长都退费，且理想的情况下一年还款100万预计30年（还清），可以跟公司沟通制定具有法律效力且家长认可的法律文书。”
这一方案也引起了家长的不满，不少人选择报警、联系12345、市场监管局等部门。
3月28日，经媒体报道后，金宝贝品牌总部发布公开信，就南京中心不规范闭店事件致歉。信中称，此次事件涉及的南京市3家门店均由南京加盟商独立运营，该公司负责人在未与总部沟通确认的情况下，擅自引入第三方闭店，并任其发布了一系列极其不负责任的、违反品牌规定的闭店措施和言论。在得知此事后，公司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前往南京与当地政府部门重议解决方案。
金宝贝总部称，从3月28日起，金宝贝在全国各地的中心将积极接受需转课的会员，并免费提供“金宝贝早教App”的3合1线上课程。
3月28日当晚，徐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长与第三方的协商非常困难，他们只能和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但由于退款无望，很多家长仍在投诉或已经准备起诉。“目前建邺区的方案是原址复课，但复课也只能到6月底，原来的金宝贝机构有400多名家长，而且分流机构还要等政府推进。”
多家早教机构跑路，家长维权难
官网显示，金宝贝于2003年进入中国市场，有400多家加盟中心，遍布全国近150个城市，累计逾百万中国客户，分为直营、加盟两种经营形式，各中心独立经营，与品牌方为特许经营法律关系。
实际上，早在南京金宝贝闭店之前，多地早教机构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除了金宝贝，美吉姆、七田真等早教机构也曾传出跑路、闭店的消息，而一夜闭店则成为典型的“套路”，令家长们猝不及防，不得不陷入退费难、维权难的困境。
2023年以来，金宝贝在上海的门店也出现了大量闭店的情况，其中，一些门店仅开张几个月便暂停营业。截至目前，上海金宝贝门店仅剩9家。
金宝贝上海长宁区古北尚嘉中心店是在今年1月24日突然闭店的。家长小乐（化名）说，截至闭店前，她的孩子还有近100节未使用课时，费用合计约14000多元。在后续的协调处理中，尽管第三方人员表示可以将课程转移到其他仍在营业的门店，但这些门店要么在郊区，要么离小乐家10公里开外，她不得不选择放弃。
（金宝贝上海一家分店也在不久前闭店 图/受访者提供）
金宝贝突然闭店后，小乐加入了多个上海家长维权群，群里的家长在200人至500人不等。她了解到，目前仍在正常上课的门店在接收了大量转课的成员后，很多家长约不到课时，且课程质量也有所下降，“有家长抱怨保洁跟不上，防滑袜也没人管，担忧也变多了。”
即便如此，转课也成为不得不的选择，否则，剩余的课时费将很难追回。小乐称，门店在闭店后发生了法人变更，门店的微信号也被第三方统一接管。起初，他们还能联系到第三方进行交涉沟通，后来，第三方人员也不再回应家长消息，不得已，他们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文旅局、教育局等各部门投诉，“但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此外，一些家长们开始维权诉讼。小乐所在的维权群里，一些家长称诉讼已经走到了执行阶段，但法院却未能查出跑路机构名下登记的财产信息，只能要求他们提供对方财产线索，“也就是说，即便起诉，大概率也是拿不到钱的。”
预付式消费问题如何规避？
早教机构风波不断，令不少家长困惑：这一行业曾经风光无限，为何现在纷纷陷入困境？
全国工商联民办教育出资者商会监事长马学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早教机构的危机是过去这些年长期积累形成的。早期各大早教机构纷纷盲目扩张、开店，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但随着国内市场和政策发生变化，早教机构的经营出现了困难，而在疫情之后资金链更难以跟上。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生育率下滑，每年新生儿数量在减少，加上目前普惠性幼儿园政策的执行和落实，早教机构若没有及时转型，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应该说，未来早教机构很可能还会继续缩水。如果办学质量不好，还想靠人口红利吃饭，肯定会难以为继”，马学雷说。
而在这种情况下，预付费消费形式带来的风险则更为明显。多数早教机构利用“买得越多越优惠”的策略，鼓励家长一次性付完上万元的课程费用，一旦机构运转出现问题，便出现难以追回剩余课时费的情况。
对于当前早教机构普遍存在的预付消费问题，不少人提到了即将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30日在其经营场所、网站、网店首页等的醒目位置公告经营者的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
上述《条例》对于预付款问题也作了进一步规定。例如，经营者以收取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合同，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或者费用、预付款退还方式、违约责任等事项；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有可能影响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交易习惯正常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等。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撰文表示，《条例》对预付式消费作出了公示等方面的规定，这些条款相对之前的法规确实有不少进步，但是仍然很难从根源上解决预付式消费的维权退费难问题。如果不对经营者预收的资金进行合理监管，不能确保消费者预交的资金安全，很难从根源上解决预付式消费维权难的困境。
为此，陈音江表示，希望尽快针对预付式消费进行专门立法，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他还提到，可以建立一种预付费安全保障机制，将资金存在银行托管账号上，而不是说把所有的经营的风险都让消费者来承担。
今年3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3年预付式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报告》中也提到，预付款项具有付款在先、消费在后的特点，消费者权利的实现有赖于经营者的信用及经营情况，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性，亟须吸纳各地成功经验，从国家层面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
上述《报告》提到，完善预付式消费相关立法，细化各环节规定，强化经营者举证责任；强化预付式消费行政监管，推动联合整治，实施信用约束和惩戒；加大预付式消费司法救济力度，减轻消费者举证责任，建立消费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等。
马学雷则表示，应该加大对金蝉脱壳、卷款跑路的不法机构及其举办者、实控人和董监高的惩治力度，如有挪用、侵占、诈骗等违法犯罪事实，则绳之以法；如有虚假宣传、违规收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则行政处罚。惩治违法，震慑不法，才能还行业清明，保护消费者利益。“除了监管，消费者也不要选择一次性预付大量学费的套餐，切忌贪小便宜吃大亏，预防规避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
